它混淆了权利与权利的条件，也没有我国宪法文本上的依据。

可以说，目前的主流宪法学理论在评价宪法实施状况时主要考察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宪法规定是否包括了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两类性质的行为准则，从样本的总体状况来看，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态度，只有少量的立法中强调了宪法原则的重要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4条规定：公民在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当然，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说，如果其长期不行使宪法解释权，或者是在其他国家机构提请解释宪法后仍然拒绝解释宪法的，这种行为便构成了宪法适用不作为，也应视为消极意义上的违反宪法。涉及宪法原则的有10处，涉及宪法具体条文章节的有10处。《宪法》序言、总纲的实施状况无法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国家机构部分相对来说实施状况比较到位，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部分是完全得到实施的，但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实施状况相对较差，⑧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基本权利的法律救济机制。7.存在着明显缩减《宪法》文本内涵的立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1条也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

⑦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18日发布公告：该院审判委员会第1457次会议于2008年12月8日通过了《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其中包括以已停止适用为理由，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即法释[2001]25号)，该决定自2008年12月24日起施行。2.从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开始，总共召开了六届全国人大，而每一届全国人大从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到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以及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或任命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构及其领导人，这些具体的国家机构组成活动都是基于现行《宪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应当说，包括地方国家机构在内的组成活动，都属于现行《宪法》中实施得比较规范、具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宪法规范。但为什么宪法学界会弥漫着共和制的迷思，而不是忧思？其中的根源之一应当在于宪法学研究中的返祖现象。

最后，司法部内的法律意见办公室和白宫内的总统法律顾问可以为总统的行为提供宪法和法律上的辩护。他们的工作职责就是为总统所做的任何行为提供法律上的论证。（Bruce Ackerma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岁末，阿克曼教授入选《外交政策》杂志的年度百位全球思想者，致敬语就是他的新书敲响了美国激进主义的警钟。好比经典的呼喊，民调数据表达的是政治意志在一个瞬间的抽搐，而无需经过问题的慎思明辨。

因此，宪法改革的动议必须根据美国政治的日程在选举日一次次地回到选票箱，经由联邦各分支之间的宪法斗争及其所伴随的改革议案的调整、妥协和共识达成，最终才可能判断它得到了人民的认可，以完成一次宪法政治的周期。他曾指出：美国现已成为人类历史内最大的公法输出国，这绝非偶然。

在制宪先贤们设计联邦政府的蓝图时，他们将新国会视为最重要因此也是最危险的分支，正因此，制宪者选择将国会一分为二。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纵向剖析阿克曼的宪法思想，那么在总统制（或者说是立法权和执法权分立的制度，因为英国式议会制内并不存在着内阁和议会的实质分权）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越来越悲观的阿克曼。在这一学术范式的指导下，学者研究美国宪法既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宪政机器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转的，更不是希望在比较法的意义上得出社会科学式的结论，而是简单地对照美国找中国的差距，把中性意义上的差别或差异处理为差距。但是在美国语境内，我们应当区分两种形式的宪法历史终结论。

但阿克曼却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认为，仅仅因为我们都称他为‘总统，奥巴马所占据的就是乔治·华盛顿、甚至理查德·尼克松的那同一个职位。其次，我们有必要端正我们理解美国宪法的态度，理性地理解美国宪法的模式，同时尝试着理解吸收比较宪政理论内的理论贡献，最终是以开放的心态探索实现宪政的新途径。制宪者们的宪法就是好，只是自负的法官精英们未能理解甚至是曲解了制宪者的原意。法治的传统已经岌岌可危。

首先，总统是唯一的可以在法理上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政府官员，而国会的议员们只是代表着他们各自选区内的选民。而现在的美国总统则在白宫内控制着超过500名超级忠诚分子，总统通过这些仅效忠于他的精英官员向内阁各部和独立行政机构发号施令。

首先，政党初选的出现将总统候选人的党内选择权交给了本党的群众，而不再是在烟雾缭绕的密室内的政党大佬们。因此，在阿克曼看来，民调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现代技术形式的呼喊：民意调查在制造出一连串的精确数字的同时，却掩盖了一个硬性的事实--大多数美国人对政治的无知是令人吃惊的。

既然这种伪战争永远不可能划上休止符，那么美国总统作为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也永远可以主张在紧急状态下的单边行动权力。早在《新分权》一文中，阿克曼就警告美国的宪法学者，不要在分权问题上言必称孟德斯鸠或者麦迪逊，仅仅是他们的智慧已经无法解决21世纪内的宪法问题。因此，本节必须在有限篇幅内重述阿克曼所诊断出的美国总统制的病理。（Richard Posner, Not a Suicide Pact: The Constitution in a Time of National Emergen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民调政府则是相当晚近的正当性证成模式，它根源于社会科学力量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宰制。普通的美国人已经学得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数字：同样的一位总统，他在具有80%支持率时要比支持率在22%时具有多得多的民主正当性。一句话，制宪者们最希望控制的煽动政治在新技术条件下却成了一门（伪）科学。

美国宪政体制内，成功的宪法政治通常要经过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验证，才能判断人民是否真正发出了宪法改革的真实声音。新的传播技术可以让总统以及化妆师进行所谓的片段化的政治文宣（sound bite）。

虽然在二元宪政的框架内总统同样代表着人民，但总统不应是一位煽动人民的野心政客。其次看总统是如何成为了一种不守法的职位的。

二、美国总统制的病理剖析衰落。（Bruce Ackerman, Before the Next Attack: Preserving Civil Liberties in an Age of Terror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在阿克曼教授看来，小布什政府所进行的反恐战争就不是真正的战争。

这种政党组织的民主化原本应当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发展。最后，互联网的兴起也在破坏传统新闻媒体的商业机制。而在执法分支的设计上，制宪者很快就否决了多人执政团的设计，而创设了我们现在所知的总统一职。因此，民调就成为一种私有化的选举体制，提供了一种关于总统民主声望的滚动式复决。

例如，政治学内曾有比较宪法学者指出，在1980和1990年代，在拉美和亚洲的所有新民主国家都选择了纯粹的总统制……而在目前组成东欧和前苏联的大约25个国家中，仅有三个国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选择了纯粹的议会制。这可以说是美国宪法新生代中的新保守主义的典型论调。

但本节并不拟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希望把阿克曼关于共和国衰落的命题带回到比较宪政的语境内，从而在比较法的意义上讨论阿克曼命题对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意义而且，由于总统分支和军队领导权的结构性变革、宪法正当性的新理念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与职业新闻业的相应衰退，美国总统的职位上在21世纪将出现更多的小布什，而不是奥巴马。

既然这种伪战争永远不可能划上休止符，那么美国总统作为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也永远可以主张在紧急状态下的单边行动权力。孟德斯鸠认为共和国只能出现在小国寡民的状态里，因此共和国不可能在与军事帝国的对抗中维持自己的长存。

首先，总统是唯一的可以在法理上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政府官员，而国会的议员们只是代表着他们各自选区内的选民。在这一学术范式的指导下，学者研究美国宪法既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宪政机器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转的，更不是希望在比较法的意义上得出社会科学式的结论，而是简单地对照美国找中国的差距，把中性意义上的差别或差异处理为差距。但是在美国语境内，我们应当区分两种形式的宪法历史终结论。作为美国软实力战略的一部分，这种论调事实上已经润物无声地潜入到许多宪法学者的脑袋中。

二元民主的宪法设计旨在让人民现身的高级法政治变得更缓慢一些。在1787年制宪者的世界内，总统应当是一位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的社会贤达（事实上，就是华盛顿本人）。

奥巴马赢得了53%的选票，但是下一年，他可能会上浮或者下探25个百分点。但问题在于，民调能否表达人民的真实意志，尤其是阿克曼所说的公民在理性政治中经过慎思熟虑后所做出的判断。

新保守主义者甚至鼓吹，在国家安全领域内国会应当甘做总统军事行动的橡皮图章。其次，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以及总统在入主白宫后，通常会雇佣职业的媒体化妆师和民调专家来设计自己的竞选或施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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